书法的精神气象

        汉字，是华夏文明的原始基因，也可以说，是中国文化的根。汉字起源于物象，“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”，象形而成字，日月山水，花鸟鱼虫，莫不如此。世界各民族文字的演变，大都经历了从象形到拼音的转变过程。但是，汉字没有走向拼音，因为“形声”造字法（形声思维）解决了表音问题，所以它始终沿着表意的路径发展，保留了象形文字的审美基因。每一个字，都是一个独特意象。汉字发展的独特路径，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（另文论述）。世界上，除汉字之外，没有第二种文字可以通过书写而成为一门艺术。因此，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。
        书写，是汉字的艺术实践过程，是人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、使汉字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。汉字之所以是现在的形态，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成，集中体现了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，潜在着诸多美学元素：横平竖直，点画呼应，上下包容，左右礼让，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，就像人要端庄、树要挺拔一样，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，堂堂正正，大大方方，不亢不卑，亭亭玉立。可见，谐调性、整体性、稳定性，是汉字的美学原则。谐调性是核心，只有谐调才能实现整体性与稳定性。人们天天面对汉字，为什么百看不厌？就因为汉字造型美观，结体和谐，赏心悦目，散发着美的气息。所谓书法，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。书法艺术，是在汉字的“书写”过程中逐渐自觉的。
        纸张的发明，改变了书写材质，为广泛的书法实践提供了物质条件。因此，书法，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自觉，始于汉代。东汉后期，草书已风靡士人阶层。赵壹《非草书》说，“草书之人，盖技艺之细者耳。乡邑不以此较能，朝廷不以此科吏，博士不以此讲试，四科不以此求备，征聘不问此意，考绩不课此字。善既不达于政，而拙无损于治，推斯言之，岂不细哉？”细，就是小，雕虫小技而已，与政治无关，与升官发财无涉。然而在当时，读书人对草书的痴迷几乎达到了疯狂程度，彦哲贤俊，“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”！就是说，人们对张芝草书的追慕远远胜过对孔子儒学的兴趣，不知疲劳，不分昼夜，专心习书，“十日一笔，月数丸墨，领袖如皂，唇齿常黑”。可见人们的如痴如醉。这写字，不过是正事之余，细技末艺，何以令时人如此痴迷？人们与墨为伍，孜孜以求，求什么？只能说，人们从汉字书写中发现了美，并不断探寻书写之美的可能性，陶醉其中不能自已。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所在。因此，汉末即出现了许多著名书家如张芝、钟繇、蔡邕等，并出现了探讨书法的理论著作，标志着书法艺术的自觉。
        书法，作为一种艺术，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，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。
        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，莫过于王羲之。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，就像李白在诗歌史上、曹雪芹在小说史上一样，独标高格，高不可及。
        王羲之的行书，形质坚毅，神采俊朗，洒脱飘逸，行云流水，骨气与逸气并生，法度与风度共存。一千七百年过去了，后人望其项背，难以企及。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，当然，也与那个时代相关。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、人格独立、文化自觉的时代。魏晋时期，名教溃烂、政治动荡、豪强专制，士人不再倾心仕途，反而有意疏离权力桎梏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寄情山水，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，“羁鸟恋旧林，复得返自然”。摆脱了“名教”束缚，士人狷介，清高去俗，“竹林七贤”是也！所谓“魏晋风度”，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“与道逍遥”的精神风度，淡泊世俗名利，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当时盛行的“人物品藻”，就是自然之“人”的自觉，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，从人的音容笑貌、筋骨气色、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，探求人的形神之美，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，诸如形神、气韵、风骨等等。所谓“风骨”，就是不傍不倚、不趋不鹜的独立与自由。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，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人的生命之美与艺术之美的相通与契合。汉字结体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。南朝梁代袁昂在《古今书评》中说：“王右军书与谢家子弟，纵复不端正，爽爽有一种风气。”什么风气？清爽洒脱之风也！可不是么？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41位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，曲水流觞，吟诗作赋，一觞一咏，畅叙幽情，这是何等的雅兴！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，酒意微醺，一挥而就，竟成千古绝笔。《兰亭序》真迹绝尘而去，不知所终。今天所看到的《兰亭序》是他人的临写或伪托，顾盼做作，不见“爽爽”的风气，与王书风格已相去甚远！《兰亭序》消失了，但《圣教序》为我们留住了王羲之行书的神韵：率意而为，爽朗通脱，在放达与规矩之间随心所欲。这里看不到任何为书而书的刻意，每一个字，似精神运化，浑然天成。这是一种境界，无功利之境界 。唯如此，本我之呈现也！点画之间，流溢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风度。如果不能领会王羲之书法的俊逸，那么，应当悟会陶渊明的清高。王羲之与陶渊明，同样的清风俊骨，同样的清新自然，同样的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。一书一诗，花开两朵，各标一枝，其狷介与洒脱，如出一辙，时代使然也! “一从陶令平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”。千古一陶令，千古一右军，高风清举，风骨意象！
        时间来到了唐代，历史选择了李世民，李世民偏偏痴迷于王羲之书法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自然会兴起追王之风。但是，技法易学，风骨难追，况且，时代变了，产生王书的那种精神气候不再，那种“与道逍遥”的隐逸高蹈已随风而去。所以，唐代不可能再产生王羲之，也不可能在行书上超越王羲之。
        唐代有唐代的使命，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决定了唐人必将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，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。是的，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草书和楷书为代表。草书和楷书，唐人不让古人，直达巅峰。张旭与怀素，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“二王”亦步亦趋的拘泥，推开细腻古雅的清韵，携黄河之魂魄，倾一腔之热血，笔墨似从天上来，纵笔千里不复回。草书，直接变成了个人情感的抒发，墨随心舞，笔共意扬，挥毫起风云，落墨泣鬼神，直把草书推到了“狂草”境地。谁见过这样的草书？谁见过如此的气势？“颠张狂素”，前无古人。他们为什么如此狂放？当然与他们个人嗜酒放怀有关，但更因为那个时代！隋唐时代，结束了四百年南北朝割据一隅的小格局，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大局面。历史走到这里，天下归一，眼前一片开阔，历史气脉大畅，南北文化能量聚合，预示着开创辉煌时代的到来。天时如此，所以，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、思想开放、文化融合的时代，不仅儒道释并存，而且西域文化、外邦文化，来者不拒，兼收并蓄。气量决定格局。什么是“盛唐气象”？说到底，就是大气量、大志向、大格局。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气候中，士人还想归隐山林吗？不会的，即使归隐山林，那也是醉翁之意不在“林”，在乎“终南捷径”。故，人人都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入世情怀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？“莫道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？这里看不到任何的精神禁锢与压抑，相反，看到的似乎是晴朗的天，宽阔的路，豪迈的情：天生我才必有用！自信与豪情交响，热血与勇气激荡，热烈奔放的浪漫主义踏着历史节拍汹涌而来，情与气偕，辞共体并，非“狂草”不足以表现这豪情万丈！这狂放，是精神向上的舒展，是突破藩篱的升腾。张旭和怀素的狂草意境，与李白的诗意相通。诗与书，缘情言志，殊途同归，莫不是时代气象的共鸣。是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的狂人，也正是他们的“狂放”传达了盛唐气象。能包容“狂”的社会，一定是一个宽阔舒展、雍容大度的时代。是的，看颜真卿的楷书，巍巍乎，磅礴伟岸，高山仰止，一个个字，犹如一尊尊佛，雍容宽博，丰腴饱满，胸襟气度，自信从容。这就是唐代的精神气象，也只有唐代的自信才能产生如此磅礴的书体。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，以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书家为代表，承续了二王以来的隽永书风，那么，经过盛唐，南北融合，国势强盛，时代气象必然投射到文化之中，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，书风大变，出现了李邕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书家，字形结体明显外拓，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与无声的霸气。至此，可以说，唐人似乎穷尽了楷书的结体法度与风格形态。千百年来，欧体字与颜体字，分别代表了内擫遒劲与外拓雄放的极致，成为楷书的标本，无人能过。自唐代完善楷书之后，汉字再无变化，为什么？因为穷尽了汉字的结构之美，体现了汉字的美学法度和书写规律。苏轼在《东坡题跋》中说，“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！”苏轼的浩叹，可见唐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度。实际上，这高度正是唐代的文化气量和精神气度所致。
        是的，唐代达到了书法的巅峰。唐人不仅占尽风光，而且推向了极致，无论是奔放气势还是谨严法度，似乎穷尽了一切可能性，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再创新制的余地。如果说，唐人把诗写完了，那么，也应当说，唐人把书法写完了。宋代虽然承续了唐代文化，但已无法整体上逾越唐人，尽管米芾喜穿唐服，性格粗放，人称“米颠”，但毕竟是唐风余韵。正像宋诗创作无法翻越唐诗的高度，只好向长短句上拓展，以词取胜。唐诗与宋词相比，唐诗如日中天，踌躇满志，血气方刚，浑朴苍茫；宋词日斜西天，气量已达不到唐诗那样的饱满，尽管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，毕竟力不从心，无可奈何花落去。宋兴儒术理学，抑生命活力，精神气象呈萎缩之势，已经不可能出现“颠张狂素”式的狂放人物，狂草难以为继。在楷书上，几乎被唐人穷尽了法度与风格，一时也找不到拓荒之处，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意态上自由发挥。所以苏轼说，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。” 苏轼，黄庭坚等人把书法的法度先放置一边，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，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，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搓之意，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，就像词之于诗一样，不求工整，无需对仗，长短随意，也另有一种节奏与韵味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人“尚意”。尚意，就是注重个人意趣，显露个性，出新意于法度之外，但毕竟没有在法度上再创新格。至于宋徽宗的“瘦金体”，骨瘦如柴，血肉贫瘠，缺少力量却锋芒毕露，外强中干，虚张声势，实乃枯败之像。如果一定要称之为一种书体，只能称之为营养不良的“病体”。
        元明清还出现了许多书家，赵孟頫，鲜于枢，文征明，祝枝山，董其昌等等。他们的书法都很有法度和功力，技法娴熟，点画到位，流利美观，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、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。因为他们既没有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啸傲山林之精神气候，更没有唐代那开放浪漫宽博的精神环境，甚至没有北宋那浓厚的人文气氛。他们在理学的天花板下，循规蹈矩，所以，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创新。朱东润说，“元代的赵孟頫学李邕，功夫下得很深，我有幸看到他的真迹，但是他比李邕的雄强差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宋末入元的人，他的气势就是不够，南宋的残山剩水是和盛唐的磅礴纵横无从相比的。”（朱东润《书法的境界》，载《文汇报》2014年3月17日）他们的书法，更多地是学习、综合、继承前人的法度，前人的法度已经成为传统，笔笔有来历，字字有出处，亦步亦趋，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，融入个人的些许情趣，体现出很好的文化修养与造诣。因此，书法，更多地成为一种实用技法，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。加之明清不“明清”，大兴文字狱，思想禁锢，精神压抑，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。正像宋以后的诗一样，平仄对仗很工，很像是诗，就是缺少内心的澎湃，不过是辞藻的堆积而已。精神被桎梏的时代，诗书就仅仅剩下了诗书的形式，唯美而干瘪。历史老了，形体虽在，生气不再。有人疾呼，“九州生气恃风雷”！
        20世纪，摧枯拉朽的“风雷”真的来了，席卷了摇摇欲坠的“帝制”，撕裂了封建意识的铁板，人们获得了精神呼吸的缝隙，无论是“少年中国”的呼唤还是“凤凰涅槃”的再生，古老大地上响起了“呐喊”之声，古老的文脉接通了时代潮流。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，苦难的时代，也是民族觉醒、赴死新生的时代。经过20世纪上半叶浴血奋斗，浴火重生，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站立在世界东方。那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？那是怎样一种精神气象？看一看毛泽东的书法，就会感受到一种新的时代气象。毛泽东的书法，前期以行书为主，侧行欲倾而重心稳定，点画飞扬却整体照应，形成欹侧飞动的开张之势，挥洒自如，举重若轻。他后期的狂草，狂飙天落，风雷激荡，汪洋恣肆，惊涛拍岸，自由奔放不逾矩，天真烂漫铸天机，体现出大开大合、独步天地的气势与精神，直达浪漫主义巅峰。毛泽东的草书，固然是毛泽东个性的外化，但更是那个时代精神气象的体现。自张旭怀素之后，千余年来，何曾出现过如此发自肺腑、直抒胸臆、奔放不羁的草书？激扬文字，指点江山，无不使人感受到一种豪迈自信、洒脱旷达的精神力量！
       书法，好像就是写字，但绝不仅仅是写字。杨雄说，“书者，心画也。”书法是心迹，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。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，那么，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，也是时代精神的气象。